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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國際貨幣基金(IMF)在去年11月底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(SDR)貨幣籃子,今年1月又大幅提升中國在IMF出資比重(由3.99%大增至6.39%),排名僅次於美國、日本之後,中國將逐漸變成涵蓋國與國間相對匯率走勢、外匯存底的管理與幣別選擇、國際收支失衡時的融通或調整方式等國際貨幣關係的重量級玩家。然而,有別於美、日的熟稔,話語權大幅提升的中國,卻常出現角色錯亂的狀態,讓國際貨幣市場惴惴不安。

即使如此,中國在維護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之際,亦積極希望促使體制內改革,藉由發起IMF話語權改革、敦促國際事務處理平台從G7擴充到G20、倡議IMF的SDR作為取代美元的國際準備貨幣角色,以及讓IMF開始認同央行適度的管制資本帳等作為,可看出其欲擔任制定者的意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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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至於認為全球應該建立一個包含以歐元、金磚國家等經濟體為中心的多極貨幣秩序,以便為人民幣作為區域清算及準備貨幣正名、主導設立金磚開發銀行和亞投行等,稀釋美國主導的IMF與世界銀行影響力,進一步打造出以中國利益為中心的新體制等行徑,則是意欲突破現有體制的破壞者角色。

海萊納(E. Helleiner)及柯斯納(J. Kirshner)的研究指出,過去20年,崛起的中國在國際貨幣秩序上,同時扮演「接受者」(taker)、「制定者」(maker)及「破壞者」(breaker)等3種角色。例如2001年加入WTO後,中國積極融入國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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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幣體系,大量累積的美元外匯存底,增強了美元作為國際準備貨幣霸主的地位。即便面對次貸風暴,身為美國最大債主的中國,也未如市場預期減持美元資產,反而加速累積美元外匯存底,不僅稱職地扮演接受者的角色,甚至形同是當前美元當家之國際貨幣體系的「頭號僕人」。

其次,對中國當局來說,追求短期的穩定有時候比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來得更重要。尤其是對於一個非民主的社會來說,政權的正當性必須建立在穩定的經濟上。所以,即便其深知過度依靠貿易與投資的經濟模式不可能永續,卻為了避免改革的不確定性給掌權者帶來不必要的威脅,遂透過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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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推遲必要的匯率制度改革,讓政權得以延續下去。至於問題,就留給後任的執政者去解決。

從經濟方面來看,中國同時扮演3種角色的緣由,無非是要維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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貿易活動為經濟發展重要引擎的大任,襄助中國廠商拿下打開各國市場大門的鑰匙,且透過爭取更高的話語權,讓當前國際貨幣秩序調整到有利於中國的方向。而金磚銀行、亞投行等跨國組織及一帶一路的發展方針,意在建立一個以人民幣為中心的經濟夥伴關係,有助降低中國在國際貨幣關係上,過度依賴美元的不穩定性。

然而,除了這些經濟因素所促使的角色轉換之外,中國更易令國際貨幣市場困惑及不安定的關鍵,恐來自政治因素。首先,中國重要的產業大多把持在國營企業之手,特別是以出口為導向的製造業與身為經濟發展柱石的金融業,且這些產業的經營者多是由國家直接指派或與黨關係密切者,政商關聯性極為濃厚。因此,中國執政者在國際關係事務的決策上,往往會遷就這些團體的利益,藉由較封閉的金融市場與干預的匯率體制,保護既得利益者的好處,以達到「政通人和」的目的,當前中國累積龐大且難以去化的外匯存底,就成了必然的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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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當推遲改革已不可行時,經濟嚴重趨緩伴隨著改革的不穩定性會發生時,塑造一個大國夢就是中國當局在國際貨幣關係上必須考慮的方向。就像是許多極權國家在政權遭受威脅時,經常透過激烈手段轉移國民焦點,凝聚民眾與政府同舟與共的認同感一般,而美國及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獨霸地位,就是中國的假想敵。例如拉攏其他金磚國家和透過各種國際援助,讓中國成為新興市場的霸主地位,且具備比其經濟規模更大的國際事務話語權;又或者透過各種貨幣交換協議、貨幣清算協議、離岸人民幣中心機制,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,亦可達到區域性的去美元化。這種種舉措都營造出中國可以在國際事務上與美國叫板的氛圍,也使人民得以沉浸在巨大的中國夢中,忘卻經濟體系嚴重失衡及該失衡可能造成的政治不穩定。

如此看來,中國在國際貨幣秩序上的角色轉換,為何有時讓人覺得「不符合經濟效益」,癥結或許就在此處。所以,在中國政治體制的獨特性之下,其國際貨幣事務上的選擇有時候不僅是出於經濟上的顧慮,更多時候是來自於政治上的考量。換言之,在中國還未有效完成政治轉型,讓政權導正到內在穩定的程度之前,只怕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續強及其在國際貨幣關係話語權日益提升,全球金融要見到「可預期」的穩定狀態,實非易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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